開車經過路邊賣水果的小發財車，紙板上大大的水蜜桃三個字躍進眼簾，密閉的車內空間，彷彿偷溜了一股水蜜桃的甜香竄進鼻息。時序，回朔到1998年……
若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有那麼幾個轉捩點，1998在我的人生記事中絕對得記上一筆，或者，對當年要面對大學聯考的班上同學來說，那年都是決定彼此命運的重要時刻。在教育部宣布將以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代替高中、高職、五專聯招的那年，我推甄上了輔大，大魔王為了獎勵我，給了我兩個月在北京的假期，說是要增廣見聞。
我第一次搭飛機是故央行總裁許遠東自印尼峇里島飛返台墜機罹難的那一年，直到現在每次起降的震盪都會讓我心律不整。那年，台灣吹起一股葡式蛋塔風。記得去程在澳門機場點餐檯上初見葡式蛋塔時心裡的泛起的第一陣嘀咕是：烤焦的蛋塔有誰要吃阿，澳門人還真奇怪！不料短短兩個月，葡式蛋塔趁我不在台灣悄悄燃起一股焚風，沸騰了大街小巷。
北京最重要的記憶，是桃子！
在台灣我就嗜吃桃，北京的特產恰恰是西瓜和桃子。西瓜我就不置可否，反正好吃的西瓜在台灣可多的是。可桃子就不一樣了，北京的桃又香又大又便宜，隨便拐個街角就能見著三三兩兩的幾個攤子地上擺著大大小小篩過呎吋的桃一盆一盆錯落著，伴隨小販濃濃鄉音的吆喝聲……就連小賣鋪裡也陳列著金色或桃色的，進口或國產的，各式各樣的甜桃口味酸奶。不誇張，走在街上就能聞到那股專屬甜膩香味。
那也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年代，中國因為開放的腳步較慢受傷較少，但對住在北京大學芍園的亞洲窮留學生們，可就是切身之痛了。祖國狂貶的幣值對上固守匯率的人民幣，若不是身家有點斤兩的孩子，錙錙較較是在所難免，人在異鄉嘛，總有點苦頭吃。那年夏天，我在北京遇見來自漢城的金，搬進了芍園……
起初，我很快就脫離這個大哥哥的魔掌，因為他認識大魔王，我要是闖了禍或是偷溜去哪玩讓他給知道了還真怕他去告狀會害我被一屁股踢回台灣。我很快就跟日本同屋（在大陸指室友）熟絡起來，騎著跟金的朋友借來的腳踏車，籃子裡擱著水蜜桃，乘著迎風吹來的甜桃香，這個區、那個區的晃悠著，享受著升學壓力解放後的自由。
畢竟還是無憂無慮的年紀，語言，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是問題也不是問題，從日本來旅遊的靠中國留學的鄉親翻譯；能說點英文的日本女孩被分配到我這組；英文不是很流利的四川姐姐和中文程度比較好的Ayano走一塊兒。反正大家的第二語言都不是頂流利，多解釋幾句再加點手勢也就明白了對方的意思，一行人穿梭在賣桃的小販間用中文、英文、日文嘰哩瓜拉的構成芍園的專屬影像。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漸漸的定期到金的宿舍去聊天，他的房間就在我房間的正上方，那裡總是有壺剛泡好的茶和水蜜桃。也許是因為南北韓的對立，南韓人還頗能了解台海飛彈對峙的氛圍，身陷”敵營”不得不碰觸政治議題的時候，金總是總是能解釋出個比較對胃口的道理來。饒是金老大術業有專攻，主修的是國際關係，我們的話題從南北韓和台海危機開始，柯林頓訪中、亞洲金融風暴再談到歐元的貨幣統合。當時真的太年輕啦，沒注意到這麼生硬的話題居然每次”精闢分析”都有辦法持續到凌晨兩三點睡眼惺忪，沒注到我當時是個午夜十二點必定昏倒的人，沒注意到他隔天早上八點要上課……
直到有回，他有事離開北京一個禮拜，那幾天我要是想到有事請教便在他房門口貼張紙條，也不管其實他還得好幾天後才能回來，我不想打手機，手機太有侵略性了，對當時的我來說。慢慢的，他的房門貼滿了不同顏色的便利貼，滿到最後那幾天我得把紙條貼在地板上，那時若要認得他的房間，循著便利貼得足跡便是了。我這豬腦袋是怎麼發現的呢？他要回來前一天，我叼著口桃，走上樓去又加了張條子，倏然迴廊底一陣淡綠色的風透過樹梢挾著沙啦沙啦的樹葉聲吹來，門板上粉紅、粉橘和鵝黃色的紙條隨著風擺動，橢圓形的光影也雀躍隨著輕搖跳入眼簾，原來……
桃子是有澀味的！我這人特彆扭，對於曖昧的情愫毫無招架之力，聯考制度哪兒有教遇到這情形該怎麼處置？生澀是我找的到的，較貼切的形容詞吧！當他回來約我去酒吧喝酒的時候，我竟然回他：「可是我還沒滿十八歲！」昏倒！如果要票選我這輩子做過最瞎的十件事，這絕對榜上有名！事後回想，當時真是憨的可以。也許是顧及面子，也許是顧及返台之後金和我的生活從此沒了交集，也許我就給人家個小笨孩的印象，自此，金老師的國際關係課雖然照常舉行，他卻再沒邀我出去。（但由上述例子，不難一窺我日後情路不順遂之一二，想當然爾）
那是還珠格格風靡東南亞的一年，我記得我搭地鐵還轉了好幾趟公交車專程去了趟北影，為的是想一睹孕育北京影視產業的搖籃，也窺探小燕子的校園。其實，在台灣參加甄試之前，我曾在書包裡偷藏了張台北藝術學院的招生簡介，我想，寫劇本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浪漫的工作。我想寫、愛寫，也渴望受正規的訓練。我一職記得國中國文老師告訴我的，蕙雯，你一定要一直寫下去。可我深知我不是天才型的寫手，我沒有同儕華麗的辭藻和動人的筆觸，我擁有的，只有真實。可真實的感受會有市場嗎？靠寫作吃飯和投稿賺個幾千塊完全是兩碼事，何況我也很喜歡科學，與其做著不切實際的夢，冒著要和家人抗衡的危險，不如乖乖的走條大家都能接受的路。就算是要在北京念書，他們肯供我念北大，卻一定反對我去什麼嘰哩嗚嚕電影學院念個編導。於是，我的電影夢，只限1998！
十多年過去了，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其實不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不只一次做出跌破眾人眼鏡的事卻不以為苦，或是苦，卻不得不吞下！我不禁想，若是當年做了不一樣的決定，我會怎樣呢？是否就能夠乖乖待在那個圈子，時間的琢磨會不會讓我有不同的人生？就像我的家鄉，1998年原本德國拜耳台灣分公司要在梧棲設廠，因為居民的抗議，台中縣府阻撓證照核發，500億元的投資案告吹，如果當時的選擇不同，那家鄉的命運又會有何種轉變呢？
紫薇格格林心如十年後成了竇皇后同樣在中視八點檔出現，1998第一次以征服在台發片的那英現下要在台北小巨蛋開唱，當年鐵達尼號的導演又創造了新的神話阿凡達。這十來年，我惆悵的不是當初在北京錯失了什麼，而是擔心自己馬齒徒增，而當年那個天真爛漫的自己，只能在水蜜桃的香氣中回憶起……我突然想起李屏濱的那句：「花時間在什麼身上，就會成為怎樣的人！」
我想，我應該，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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